由上海电力牵头筹建的漕泾电厂使用天然气发电，为上海化工园区提供电力并供热，该电厂采购了2台美国GE公司生产的300MW燃气发电机，但由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重要的检修环节仍严重依赖GE公司，而不得不为此支付高昂代价。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漕泾电厂在购买设备时与GE公司签订CSA长期合约式合同，这是一项价格不菲的售后检修服务，为此，漕泾电厂在2009年-2010年间，至少支付给GE公司1.27亿余元。
漕泾电厂的“遭遇”在中国具有普遍性，据统计，目前中国几乎所有已建、在建的天然气发电机均来自国外巨头，美国GE、德国西门子及日本三菱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已垄断中国市场。
更为严重的是，垄断将长期持续。按记者掌握的一份国家能源局委托相关机构做的天然气发电调研内部资料的说法，“天然气发电机的国外技术垄断短期内难以解决，甚至十多年都无法解决。”
垄断的后果必然是支付高昂代价，这一代价不仅仅由中国的电厂承担，亦将通过电费由全民负担。在天然气发电领域，中国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
根据国务院2013年1月1日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天然气发电到2015年装机容量将在“十一五”的基础上翻番达到5600万千瓦，年均增长16.2%。预计至2020年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亿千瓦。
不菲的维修成本
“别说生产出设备了，连修都修不了。”一位国有电力公司人士对记者说。
由于重型燃气轮机国产化程度低，关键核心技术均在国外公司中，上述国有电力公司每年都要付给燃气轮机制造商“价格不菲”的费用，用于主要核心部件的运行维护和控制系统的维护升级。
GE公司的检修服务称为CSA条约和MMP合约，西门子公司和三菱公司则笼统称作计划检修费。
以GE为例，该公司的CSA合约即长期维修合约式服务，其费用主要由起始备件费、启动费、月度固定费、运行时间费等组成；MMP合约即长期备件和服务条约，天然气发电厂可以根据需要以确定的优惠价格，从GE公司选购备件、部件修理、选择检修指导人员等。
检修合约的价格往往让人咋舌。
据上述国家能源局调研内部资料显示，华能金陵电厂与GE公司签订的CSA合约于2007年11月生效，据悉，其2008年的CSA年度费用为3600万元。
华电戚墅堰电厂与GE公司签订了MMP合约，虽然可以按优惠价格从GE公司选购备件、部件修理、选择检修指导人员等。但小修仍需约1200万元，中修约5600万元。不仅如此，在考虑到燃机动静叶、护环、燃料喷嘴等部件经过数次小修后即寿命到期需购买新件，动、静叶在每次返厂修理时都有一定比例的报废率，则每台机组均摊到每年的新件补充费用还需另外增加2200万元。
上海临港燃机的修理费更加惊人，该电厂与西门子签订了燃机长期维修协议，全年修理费平均为1.2亿元，其中备品备件一般占合同总额的50%-60%，燃烧热通道部件返修费用约占20%-30%，人工费用约占10%-20%。据统计，2011年该电厂的修理费为1.8亿元，其中燃气轮机修理费占电厂修理费比重最大。
“目前，天然气发电厂的检修费用谈虎色变，但又无能为力。”华能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记者。
国产设备亟待突破
实际上，国外电气巨头垄断的还不止售后服务，最初的设备购置费用也因垄断而长期保持“价格稳定”。据悉，天然气发电厂的建造成本在3000多元/千瓦，虽然比煤电略低，但却长期保持在这一水平。
这与其他清洁能源设备在国产化后的迅速降价形成鲜明对比。
在风力发电机尚未大规模国产化时，GE等公司生产的风力发电机曾卖到七八千元/千瓦，但中国企业制造出自己的风电机组后，价格迅速跌至4000元/千瓦。与风电设备类似的情况还有太阳能电池板、光伏逆变器等。
但中国国产设备在天然气产业链上却始终难以突破，从上游开采到下游发电。
如：在页岩气开采技术环节，GE拥有油泵和可移动发电机；在能源传输方面，GE新增了小型液化天然气业务；在发电方面，GE拥有各种燃气发电机。
为此，国外电气巨头往往成为天然气的支持者。如GE公司去年10月发布《中国的天然气时代：能源发展的创新与变革》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天然气将是中国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解决环境挑战的最佳选择，天然气在能源结构所占比例的上升，将产生巨大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价值，即每年可能节约3800亿元的环境成本。
垄断的后果必然是支付高昂代价，这一代价不仅仅由中国的电厂承担，亦将通过电费由使用者负担。
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是上海花园饭店分布式燃气电站，据测算，花园饭店分布式能源项目检修费用较高，若折算至电价，其发电成本需要增加0.21元/度。
目前，对于国外巨头的技术设备垄断中国尚无良策，只能是通过在同类型机组企业间搭建平台，组建燃机共享备件库，在合作电厂之间开展设备与备件的调配服务，提高备件的使用率，以降低企业的成本；而在设备维修方面，国内公司也只能利用CSA续签合同谈判的契机，加入本土检修人员培训的要求，以推动设备维修本土化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