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在在即将过去的2013年可谓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作为中国代工企业的巨无霸，长期以来富士康被贴上“血汗工厂”标贴，员工因不堪压力，跳楼事件时有发生，富士康对外宣传低调谨慎，再加上中国劳动力成本日益增加，员工因要求加薪而起的罢工潮此起彼伏，富士康也一直在寻找更加经济的生产模式，不断地把工厂往劳动力廉价的偏远地方迁移，但这种候鸟式的迁徙又岂是长久之计，如何走出这种矛盾的困境，事实上，富士康一直都在做着这方面的探索。
富士康的困境
郭台铭曾拆解富士康高速增长的秘密，在于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即找到美国苹果、芬兰诺基亚等大客户，并利用中国低廉而勤奋的劳动力生产。这个成功模式可能走到尽头，因国内劳工已不再是可随意榨取的工人。
富士康连十二跳事件，凸显了过去二十年来郭台铭自创最成功的代工模式已遇到瓶颈，一方面也显示台湾电子业以中国大陆为低价劳力优势的代工及加工形态的产业，已面临严厉挑战。另一方面，大陆作为世界生产基地的阶段性任务，似乎也达到了尽头。
用工难、用工荒导致人工费用迅速上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统计显示，2012年，广东深圳工厂员工的人工费（包括社会保障费等）为每人6563美元，比2008年增长了70%。面对沿海地区人力成本的上涨，全球电子产品代工巨头富士康正逐步将生产线往大陆转移。重庆、成都、郑州相继被富士康相中，而最近一次，富士康选择了人力成本最为低廉的贵州。
在过去十年间，富士康在中国大陆也新建了工厂，时不时就会面临招工困难。华盛顿公平劳工协会首席执行官奥雷特·范希尔登称：“我交谈过的每家公司都遇到劳动力市场紧张的问题，富士康选择转到人口大省，并认为有足够的劳动力供给。但他们发现，年轻一代已经不想在工厂劳动。”郭台铭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单调重复、薪资低的装配线工作，使得富士康难以吸引到足够数量的工人。“网络时代带来的观念改变，让现在年轻人的劳动习惯也变得挑剔起来，这对讲究纪律性和执行力的制造业，显得更加艰难。”富士康发言人刘坤说，“我们只有在人和环境之间找到一个趋于和谐的方法，自动化是包括富士康在内的所有制造企业都必须追逐的事情。”
解决劳工问题的另一个方法是，提高自动化程度，让机器人代替人工。郭台铭曾在2011年公开表示，富士康要在2014年装配100万台机械臂，在5到10年内完成首批自动化的工厂。但富士康的机器人计划进展并不顺利。这也就意味着，富士康短期内将难以停止迁徙的步伐。富士康需要不断考虑的是：下一个成本更低的工厂设在哪里？或许不一定要在国内。
来自富士康菁干班（富士康针对从著名大学本科生中招聘来的储备干部人才的统称）的一篇论文认为，富士康自动化阻力来自三方面：开发自动化设备成本高、工序间检验难以进行以及自动化存在经营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