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文明发展以来，工业就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工业让人类拥有更大的能力去改造自然并获取资源，其生产的产品被直接或间接地为人们所消费，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组织形态、国家治理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其影响前所未有。技术进步把人类社会推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
实际上，人类社会已历经了三次翻天覆地的的工业革命。并且，每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全球产业的大转移和国际格局的大调整。革命之力所到处，形成了巨大“代差”，推动着经济发展，同时也悄然改变着大国博弈的筹码，为世界格局的变动埋下伏笔。
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并未很好地把握机遇。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方位的革新，当今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革命中看见工业之力
历史总是在周期中发展，并且在周期中呈现答案。
18世纪中期后，英国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第一个进行工业化的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通过水力和蒸汽动力的早期机械化取代了手工制造，不仅在纺织业基本摆脱了传统手工业的桎梏，实现机械化，还在交通、冶金等诸多领域实现了机器对人的替代。
至1850年，英国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9％，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21％。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对中国清朝的技术代差，中国这才有了近代史上的百年屈辱。
如果说，发轫于不列颠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就了日不落帝国，在近代世界经济的角斗场上铭刻了英国“世界工厂”的印记。那么，始于19世纪 70 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以电力的发明和运用为标志，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革命。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英国“日不落帝国”不同，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全球性国际政治体系的形成注入了强大的持续动力。在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德国、美国、日本、俄国等新兴大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成为国际体系的新主角。在很大程度上，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动正是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各国的技术代差。
半个世纪前，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落后于国际不同，这一次的中国，几乎与西方国家同步地进入了以信息化和通信产业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相同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新变化，美国强势崛起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也使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衡的斗争中具有强大的动力。
显而易见的是，前三次工业革命都对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根本上对世界格局的重塑起到关键作用。每一次工业革命在带来全球经济和社会重大变革的同时，均引起世界各国国家实力与竞争地位的变化。一些国家从中崛起并成为某些领域甚至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主导者，一些国家则错失发展机遇，从强盛变为衰落。
在前三次工业革命的长期积累和孕育下，当前以智能化为特点，以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生物技术、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兴起。世界新一轮科技竞赛的大幕正在拉开。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全方位的革新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继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后的又一次使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大为改观的大事件。这场技术革命的核心则是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它在提高生产力水平、丰富物质供给的同时，也会重塑人力与机器力结合的劳动形式和要求，在各产业政策方面增添新内容和新方法。
首先，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各项颠覆性技术的发展速度以指数级展开，过去科技的更新换代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而现在，一两年内即可完成一轮技术革新。
美国权威未来学家库兹韦尔表示：“在前几万年，科技增长的速度缓慢到一代人看不到明显的结果；在最近一百年，一个人一生内至少可以看到一次科技的巨大进步；而从二十一世纪开始，大概每三到五年就会发生与此前人类有史以来科技进步的成果总和类似的变化。”科技进步的速度甚至已超出个人的理解能力极限。
其次，大量新型科技成果进入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深刻影响着人类思想、文化、生活和对外交流模式，进而深度影响到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社会等层面。比如，人工智能的发展，从无人驾驶汽车到无人机，从虚拟助手到自动翻译等，几乎已开始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些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奠定了强大的国防实力，应用于经济领域，不断催生出新的经济方式、新的产品、新的规则和新的业态。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被逐渐颠覆，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正在重塑。
最后，工业增值领域从制造环节向服务环节拓展。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推动下，数据解析、软件、系统整合能力将成为工业企业竞争力的关键与利润的主要来源。利用大数据研究客户或用户信息，能够为企业开拓新市场，创造更多价值。
举例来说，通用电气公司原来是以制造为主的企业，但现在将业务领域拓展到技术、管理、维护等服务领域，而这部分服务创造的产值已经超过公司总产值的2／3 。显然，设备制造企业借助大数据技术，向设备使用企业提供预测性维护方案与服务，可以延伸服务链条，实现竞争力的提升和价值增值。
显而易见的是，与前三次的工业革命明显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全方位的革新。尽管在今天，能源、交通、制造三驾马车组成的现代工业体系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产学各界与各国政府面对的仅仅还只是各种各样的技术，并不知道如何让它们发挥价值，也不知道应该整合怎样的体系囊括它们。
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多种技术融合，形成新产业链逻辑、以及技术－商业的裂变效应，最终成为城市、企业、行业提升普遍生产关系的基础。
比如，由智能制造提供支持的重新构想的服务和业务模型使公司可以简化整个价值链中来自供应商、生产商和客户的生产关系。它还利用技术使得人员、流程和产品之间得以统一。制造商和服务组织可以访问前所未有的数据级别，从而更容易理解、控制和改进其运营的各个方面。
当今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大幅提升了生产力，同时重塑世界格局。率先抓住机会的国家往往迅速崛起，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探寻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含义与内核后，克服障碍，加速融合，释放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潜力就成了当务之急。
一方面，建立清晰明确的工业平台，是协同各技术发挥最大效益的战略抓手。从技术能力与生态底座上看，建立统一底座与标准上的发展模式，形成有效的产业协同力，避免每个地方、企业、创新项目都重复发明。在一条赛道上竞争，对于提升第四次工业革命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得平台者得天下，可以说，不论对于国家，还是企业，工业平台都是未来的工业底座。平台能够通过全面连接设备、软件、人员等各类生产要素实现与互联网的对接；基于海量的工业数据分析，形成智能化的生产与运营决策；通过平台数据和功能的对外开放，支持开发者开展工业APP创新；实现各类制造资源的优化配置，重构生产组织模式和制造方式。
企业前期为获取用户和搭建系统投资巨大，但运营后，由于数据具有可复制、非排他、易传输等特性，拓展业务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且通用性极强，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先发优势显著，马太效应极强。
当然，工业平台的建设非一朝一夕之事。当前，从实践来看，工业平台仍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平台技术和服务能力已实现单点创新，但要形成系统突破还需探索构建共赢发展的开放合作生态。并且，随着工业数字经济萌芽，安全挑战随平台发展而逐渐升级。
另一方面，国家与企业协同，确保社会投入与行业创新并行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重要保障。纵观每一次工业革命，国家在政策、项目、产业协同领域的投入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企业创新必须确保自身与国家战略方向处在统一频率，拥有有效使用和联接社会基础设施的方案。
比如，目前国家大力发展的新基建体系，其核心就是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云、AI、5G等在内的新ICT技术，将像水、电、煤一样成为基础设施，提供给企业和行业驱动创新、产生价值。而在具体的企业创新进程与业务场景中，需要建立有合适的技术接口、生态接口、商业接口来建立与新基建的关系。
此外，从国家角度来看，还应强化人才培养。显然，在智能时代里，只有掌握了专业技能的人员才能操控智能制造的自动化设备。并且，科技的发展还增加了对具有电子工程、信息技术、机械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智能制造的多学科、跨地域和大数据特性，则对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大量的高端服务业从业人员从事智能制造的配套工作。
鉴于这些因素，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具有知识与技能的劳动者显得尤为重要，甚至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历史将走上一个新的拐点：目前，欧洲处于二三梯队，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美国则抢占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全方位的革新，中国要想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领跑，必须克服障碍，加速融合，综合发展，为历史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